胡敬謙表示，電動車商機無窮，但要搶攻市場，首先必須要做到「功能安全」，同時讓所有消費者「可負擔」，再來是「各國法規整合」三大目標。

大手筆立刻讓英國在Bruegel的統計中高居第1名，過去一年（截至21日）政府的相關補貼方案金額共1784億歐元（約新台幣5.52兆元），相當於英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的6.5%，遙遙領先其他國家。這3大事件是2007-09年金融海嘯、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大流行和近期的能源飆漲，每個事件都讓政府砸大錢搶救民眾和企業。

新措施包括使用天然氣供暖的家戶每月最高補貼25歐元、用電暖氣的每月補貼20歐元，用石油或燒柴供暖的法國家庭則一年最多獲能源補貼200歐元。除了加碼補貼能源費用，9月新方案還包括一次性發給退休者300歐元、大學生200歐元，並提高租金補貼、兒童津貼等。Watch again: President Christine @Lagarde speaking to @EP_Economics about our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and bringing inflation back to our 2% target. pic.twitter.com/lbnfoWgbXS —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September 26, 2022 8月歐元區通膨率繼續升到9.1%，使歐洲央行上修今年全年通膨率為8.1%，明年5.5%，2024年才會降到2.3%。《經濟學人》引用自由市場理論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看法，認為各個政府紓困案分別來看或許都有道理，但當大量的政府干預累積起來，「可能會扼殺一個經濟體」。相較今年7月，德國政府累計開出432億歐元政策支票，2個月來已增加到1002億歐元（約新台幣3.1兆元），占GDP的2.8%。

然而，面對人民荷包購買力持續縮水，尤其歐洲街頭多起民怨示威，政府們只好將財政紀律、市場原理往後擺，先渡過眼前的難關再說。對此現象，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27日分析，近15年全球3大事件接踵而至，使各國政府不斷出手補貼民眾和企業，造就了一個「紓困所有人」（bailouts for everyone）的新時代。相反地，在紐約驚人的富裕中，我們應該將倫理關懷與政治能量聚焦於內城持續性貧窮所帶來的各種矛盾。

任何想要務實探討「藥物問題」的嘗試，都必須改變人們在合法經濟及地下經濟獲取報償時的經濟失衡現象。自毀性的上癮行為只是絕望的人用來內化挫折、反抗和無力感的媒介。一九九○年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指出，社會兩端的社經地位出現嚴重的兩極化。根據專家評估，生產一盎司純粉末古柯鹼需要花費大約八到十美金，而這樣的一盎司一旦在東哈林區參雜了其他成分，再分裝成每瓶要價十美金的四分之一克小瓶後，總價值就超過了兩千美金。

文：菲利普・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 在內城的貧窮問題中，最容易透過短期政策介入而造成改變的大概是物質濫用問題。一旦上癮者不需要為了每日所需劑量付出過度高昂的金錢，無論是暴力犯罪、財產盜竊，或是醫療開銷都能夠大幅減低。

一九九○年代的美國已承擔了全球人均監禁率最高的恥辱。藥頭也不用再為了如此高的獲利彼此對抗競爭。不同區域當然有各自的區域動態，相較於美國本土大多數地區的波多黎各人，住在紐約市的波多黎各人更為貧窮得多。當代美國人口集中地區物質濫用情況的加劇，其實和任何特定藥物的藥理特性沒什麼關係。

這些美國貧窮極化的長期趨勢，還有世界經濟結構的長期轉型，都需要回頭搭配圍繞著公共政策的辯論來進行探討，也就是我在本章開頭承諾觸及的議題——具體來說就是物質濫用。這與一九六八到一九九二年的長期趨勢有關，美國貧窮人口在這段期間增加了三分之一。談到毒品的零售——這是男性在街頭經濟中最有機會獲得均等僱用機會的產業——需要兵分兩路下手：一、降低藥物經濟的活力。至於在具體的短期公共政策方面，要消滅街頭文化中最暴力、最多犯罪的那一面的物質基礎，最便宜、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透過藥物合法化來摧毀走私毒品的獲利能力。

確實，歷史已經幫助我們明白，藥物使用帶來的影響（或至少說其意義），大多是文化建構出來的結果。人口中遭到社會邊緣化的比例愈來愈高。

孩童是受苦最嚴重的族群，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九二年間，生活在官方貧窮線下的孩童人數成長幅度是百分之百。跨國公司、金融資本，以及數位電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經濟結構重組，以及代表窮人介入公部門的各種社會民主模式的欲振乏力，都使圍繞著階級、族裔和性別的不平等情況更為嚴重。

非裔美國人的階級分層現象已有了相當詳細的紀錄。就算是住在紐約市內的波多黎各人當中，社會不平等現象還是會以階級、性別及世代為界，往兩端產生愈來愈嚴重的極化現象。舉例來說，許多族裔群體的整體社經數據都在一九八○年代有所改善，其中也包括波多黎各人，但這項數據卻掩蓋了族裔內部逐漸惡化的階級、性別，還有區域性的不平等及社會苦難現象。相對來說，紐約市內已婚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大幅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點六，幾乎比整體波多黎各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了百分之七十。然而，相較於肆虐前幾代的毒品和酒精，從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的快克——古柯鹼——海洛因大流行帶來了更嚴重的質性影響。同樣的現象也逐漸出現在生活於美國的波多黎各人當中。

更精確地說，在這些年間，最貧窮的人口部門經歷了最嚴重的貧窮程度增幅，而在此同時，有錢人的相對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從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四年，美國監獄人口更是增加了三倍之多。

最重要的是，在美國，這些現象關乎階級不平等的問題，也關乎種族——意識形態的階層。高達一千九百九十美金的驚人利潤成為經濟誘因，導致許多人參與這個地下經濟中最暴力、最具摧毀性的層面。

因此，諷刺的是，毒品合法化反而將使得內城街頭上的年輕人不會那麼容易接觸到毒品，因為對藥頭來說，將毒品分裝成小份量到街角兜售已不是值得進行的商業模式。基於新古典經濟法則，街頭藥頭會因此被迫停業。

同樣地，我們必須辨識出美國日常光景中基於階級及族裔隨處可見的隔離現象，並想辦法將其瓦解。我要重申：跟最近的過去相比，美國的物質濫用問題在一九九○年代更為嚴重，因為結構性根源的極化造就出各種自我毀滅的行為及犯罪活動。或許最值得一提的是，紐約市的波多黎各孩童中，仍有超過半數過著低於官方貧窮線的生活，在此同時，也有百分之三十八的紐約市波多黎各人依舊活在貧窮線以下。極化現象發生在所有層面，不只跨越階級，也出現在族裔群體之內。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把所有人關起來，但監禁不只是個過度昂貴的選擇，也無法在不侵害人權的情況下完成。二、改變底層合法勞動市場的脆弱性及充滿敵意的環境

不過對啦，那時我們一大票波多黎各人確實蹲在地上，ñangoteando，而且一起說了好幾個小時的垃圾話。一九五三年更是超過了七萬五千人。

他們生活在以都會為基礎的政府管轄權之外。即便是兩百萬移民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再加上一八四○年代末期因為馬鈴薯飢荒而挨餓的一百萬人，在人口比例上也無法超越一百五十萬的波多黎各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年間，島上整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從甘蔗田、棚戶區，還有高地上的村莊連根拔起，然後困在紐約市的公寓樓以及後來的那些高聳公宅中。

美軍才剛占領此地就將土地及權力集中在美國擁有的許多大型農產外銷公司手裡。普里莫或許沒有意識到，他祖父那輩大概就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接手波多黎各的農村經濟時，那批被迫成為季節性甘蔗工的小農，至少他曾祖父那輩肯定是如此。巧合的是，正是在這一年，普里莫當時十七歲的母親離開了波多黎各的沿海村莊「阿羅約」，她拋棄了甘蔗田裡的農園棚屋，到東哈林區租了公寓，並在內城的一間血汗工廠找到了裁縫的工作。在快速改變的政治及經濟背景下，吉巴羅不停地被反覆發明、重新定義。

這個分類現在有時包括的不只是甘蔗種植園的勞工，還有工廠工人，甚至是在美國內城出生的第二代居民。這種扭曲的經濟體系主要又源自於各種軍事戰略考量。

過去的吉巴羅社會跟東哈林區有一種迷人的相似性：前者出於一股不願屈服的自尊心，不但拒絕受僱於殖民種植園，也抗拒各種菁英的西班牙文化形式，後者則是用街頭文化來對抗美國社會的剝削及邊緣化。我說話就像個吉巴羅（Hablo como jibaro）。

根據一九八○年人口普查，在島上出生、二十五到四十四歲的波多黎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六都住在美國本土。三、住在棚戶區並在以出口為平台的工廠工作。